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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灌渠的“治”慧

    發布日期:2020-10-15 18:00 信息來源:省水利廳 作者: 贛州市水文局 劉海輝 瀏覽次數: 字號:[] [] []

    潦河是江西五大河流之一修河的最大支流,與其他河流一樣,千百年來,她奔騰不息、不舍晝夜,孜孜不倦地滋潤著兩岸肥沃的土地,養育著兩岸勤勞的人民。

    “善為國者必先治水,水利興則天下定”。棲居于潦河邊的先人們似乎早已深諳這個道理,自古以來,他們便依水建壩筑堰、開渠導水。潦河灌區在古代先后修筑過蒲陂、烏石潭陂、香陂等諸多水利設施,成為我省興建最早的多壩引水灌區工程,造就了“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繁榮景象。

    如今,走近這座文化底蘊深厚的千年灌區,翻閱史料文獻,追尋古跡遺址,探訪先民管水治水之道。

    據史料記載,唐太和年間,在奉新縣從善鄉(今干洲鎮)北潦河南支南岸,鄉民們在其折彎處鑿渠導水,創修了蒲陂堰,灌溉農田一千余畝。此后,奉新、靖安、安義三縣便逐步興建了烏石陂、蘆陂、馬草湖堰、洪陂堰、臺山堰、都圳堰、諶家埠陂等較大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的管理經費,據《奉新縣志》(同治版)卷五·建置二·水利第40頁載:“水從工費而分修造培補,皆計田不計人,計畝不計畔。”

    蒲陂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鄉賢余升捐資重修后,他的兩位侄子余公度、余公藩又將其父親所捐的修堰款,加上家中所積累的錢財買了30余畝田,作為蒲陂每年的維修經費。然而,續修工程僅靠一族之力顯然是不行的,為加強蒲陂的管理,他們制定了管理章程,實地丈量了各用水戶的田畝,繪成了圖冊,規定用水戶每畝每年應繳納蒲陂的維修費用,并編寫成《堰關》一書,以確保蒲陂的永續利用,造福一方百姓。

    《堰關》一書的編成受到了前后兩任知縣的肯定和贊賞,前任知縣陳景仁親自為該書作了序言,時任知縣余潮又為之作《倡修蒲陂古堰記》,并高度贊揚說:“嗟夫!使天下盡如公度,其為利于民生大矣!”可見,《堰關》正是當時為蒲陂的續修、經費的籌措、村民的用水等而制定的一個系統的管理制度或章程。

    為保證水利工程的質量,古人在興修過程中往往需要聘請多人督理。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安義縣知縣李恒敷主持修建都圳堰時,“籌畫既定,以其事屬吳君專理之,又檄邑老周志道分理之”。這里的吳君就是時任安義縣丞,是縣衙派出的工程總指揮,周志道是安義縣具體負責工地施工的技術人員。同年,李恒敷還修了諶家埠陂,安義舉人毛銳“乞以鐘韶為堰長”,所謂堰長,就是負責具體施工的技術員。由此可知,古代水利工程的施工也有專管機構,類似于現在的工程指揮部,負責整個工程的設計、調度、施工及質量監督等一應事宜。

    濱河而居的灌區人民自古以來就依賴水壩水渠灌溉耕作農田,而由于輸水能力有限,并非任何時候任何人都能無限量供應。要確保村民用水的時候都能“雨露均沾”,避免旱澇不均,這就必須訂立相應的用水制度來約束全體村民。

    2012年4月,省潦管局西潦管理站職工在巡查渠道時,在靖安縣仁首鎮庵里地段發現了一塊古代的石碑,碑上鐫刻有如下內容:“鄉有定例,名有章程,若不銘石,何能禁止?議每年清明日起,分上、中、下字號;議上字田卅一六分畝,清明日,日出放水,日沒付中;議中字田卅一九分畝分,日沒接手,日出付下;議下字田卅零三分畝分,日出接手,日沒付上;議亂放水者,罰錢一千六百文;議把車下圳,罰錢一千八百文。同治五年,劉裕智、余昌壽、黃恭祿、涂符球、善業院公眾同立,鄉鄰:張先會、余以熙、余光貴、熊安先;保正:劉國相。”

    由上述文字可知,這是清代同治五年(1866)靖安縣仁首鎮村民制定的一份用水章程禁約,它先將需要灌溉的田地設立了上、中、下字號,核定了各字號田畝的面積,規定每年的清明日開始,上字田從日出時起灌,日落時結束;中字田從日落時起灌,第二天日出時結束;下字田從日出時起灌,日落時結束。即每輪灌溉不超過12個小時,然后再由上到下,依序輪灌,周而復始。禁約還議定了罰則:對不按順序亂放水者,罰款一千六百文;對擅自將水車放入渠圳取水者,則罰款一千八百文。該章程還明確了制定人、見證人和中間保人。可見,這是一份十分完備的用水管水協議,反映了清代乃至民國期間灌區人民的用水管水約定俗成的風尚。

    潦河灌區在五十年代初期開始供水時,用水單位必須以初級社、高級社為單位按灌區田畝數量向潦河水利管理處申報用水,管理處派員核實,用水單位派出對渠道走向及地形熟悉的老農,人民公社派出主管農業的社長,會同管理處共同商定渠道分水口的設置地點,實行“以田畝定流量,以流量定管口,以遠近定流速,以土質定水量,以統一規劃水源,以算賬掌握水量,以灌溉農業為服務目標”的用水管理方法。用水單位對灌溉面積、用水關系等的變更均要向管理處申報,并要履行繳納水費、維修工程的義務,否則管理單位有權取消或按規定進行查處。

    攔河作壩,引水灌田,極易引發用水糾紛。歷史上,灌區三縣的村民長期存在爭搶水資源、破壞水利設施等現象。為避免糾紛,早在明清時代,便有“灌溉之時,下堨滿則閉下堨之口,而上灌先閉者罰,旁注者禁”之約定。

    明成化十二年(1476),奉新縣從善鄉耆民余鼎漢率領當地民眾,在烏石潭旁鑿山修渠,將潭中之水沿著渠道引向約兩公里遠的洋濠堰蓄聚,并于此修建南、北二圳,分別引水灌溉奉新、靖安兩縣農田,成為了當地民眾進行農業生產不可缺少的依賴資源,原來的許多“高阜之田”變成了種植水稻的肥沃之地,促進了流域區經濟的發展。

    康熙三十五年(1696),奉新從善、靖安香田兩鄉百姓因分水不均而引發糾紛,互控至南昌府衙,府衙通過實地詳勘,最后確定在洋濠堰分水處設立一根焉木,并規定“焉木離靖圳口六丈四尺二寸,圍圓三尺三寸,身長二丈六尺四寸,上下松樁二十四個”,以此來均分水利,平息了糾紛,此后五十余年,彼此相安無事。

    乾隆十六年(1751),因靖安重修縣志,靖安縣士紳潛日寰等聯合部分堰民提出將洋濠堰記入縣志中。但是這一主張卻遭到奉新縣士紳余開佶等人的強烈反對,因為烏石潭陂最早是由奉新縣余鼎漢等人鑿修,歷來都屬于奉新縣之水利工程記載于奉新縣志中,如果要記入靖安縣志,則必須同時予以注明此陂最早由余鼎漢等人鑿修,否則不能刊載。在遭到潛日寰等人的拒絕后,雙方進行了三年之久的訴訟糾紛。最終通過巡撫衙門和南昌府的裁決,裁決結果被載入奉新、靖安二縣縣志,并刻于石。這是灌區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一起水政執法案,也是古人展開的一場水權爭奪戰。

    水利是農業發展的命脈,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傳統社會里,農田水利對地方社會的作用是其他領域難以企及的,因而歷來受到國家和地方各種力量的重視。從潦河千年灌渠的史實中,我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潦河人在管水治水中展現出的智慧和力量,無不給后人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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