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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鄱陽湖

    發布日期:2021-01-06 14:59 信息來源:省水利廳 作者:董鴻彪 瀏覽次數: 字號:[] [] []

    鄱陽湖,煙波浩渺,氣象萬千,納江西省贛、撫、信、修、饒五大河流后匯入長江,最大蓄水量360余億立方米,水域廣達5100余平方公里,位居全國淡水湖之冠,亦為國際著名湖泊和重要濕地,為 世人所重視。

    古往今來,人類一直關注著、追尋著鄱陽湖,從未停息過。然而,由于歷史的局限和認識上的局限,以往漫長的歲月里,我們對鄱陽湖的關注太表面化、物質化,甚至功利化,因而對她的認識與評價,往往是片面的、膚淺的,換言之,我們還沒有從“文化”的品位上,去全面、深刻、真正地了解鄱陽湖。

    博大而又深邃的鄱陽湖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她有壯闊的外貌,也有豐富的內涵;她有偉大的軀殼,也有鮮活的靈魂;她是水的巨大載體,也是“水文化”的集大成者。

    論及鄱陽湖的“文化”,其主要內涵之一,便是以其“水之利”啟迪、滋養了人類生存發展的智慧;以其“水之害”懲戒和孕育了人類敬畏自然、順應自然的觀念與本領。

    遠在古代,我們的祖先便知曉了水為“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的道理,便有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領悟,追求“水之利”成為一種信念與欲望。

    鄱陽湖初以“彭蠡”問世,便以其遼闊的水域引起先民們的極大關注與傾心,她的周邊逐漸成為臨水而居、近水而耕、依水而商的“熱土”。水之功能的漫延,首先催生出生存理念與實踐,進而形成農耕文化及商業文化。而耕種農田求得收成,物資交換商品流通,都必須設法取水之利、防水之害,尤其水利工程建設首當其沖,勢所必然。據史料記載,隋唐時期湖區即開始興建較正規的小型水利工程,如鄱陽縣在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建設東湖堤,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開渠引水灌田。此后湖區水利建設逐步興起,舉措也日趨復雜完善,這從明代陳敏政所寫《紫陽題記》可見一斑。此文開篇曰:“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余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于江。”繼而詳述了湖水之利害,及自宋至明在南康(今星子縣)修建紫陽堤的經過和具體舉措,待堤成之后則“宛若一城屹立于巨湖之濱,以扼洪濤而障巨浪。”“博哉,是堤之為利也!”而此堤最主要的功效,當是獲取農耕及舟楫之利。就紫陽堤而論,它的建設過程,首先體現為是一種生存手段;在此基礎上前進一步,再從文化的角度來考量,內涵頗為豐富、頗為深刻,標志著一種文明的進步。

    隨著封建時代的結束,伴隨當代物質文明的進步,人類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災害的“最小化”,圍繞鄱陽湖之“水”的工程建設和非工程建設水平不斷提高,新中國成立后更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湖區除修建圩堤之外,機械與電力排灌工程異軍突起,并實施分蓄洪區工程建設,如今湖區數以萬計的各類工程,形成較為完整、功能較為齊全的水利工程體系。同時,非工程措施,諸如防汛抗旱的組織實施等,水平也逐步提高。在這個相當長的過程中,人們對于鄱陽湖之“水”的特性及其變化規律,有了更深刻地認識和更準確地把握,不僅工程的規模逐步擴大,質量逐步提高,組織施工的過程以及非工程措施的內容,也更復雜、更細致,當然也更合理、更科學、更富文化含量,在水利領域極大地豐富了“水文化”的內涵。與此同時,湖區的航運、養殖等事業,也因“水”應運而生,并順勢而興,逐步發展形成為“黃金水道”“天然漁場”等,這也從水利之外的領域豐富了水文化。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湖區堤防建設曾一度失控,越過“紅線”,走了一段不短的彎路,那便是“圍湖造田,與水爭地”。此不正之風始于清朝后期,而盛于當代。尤其上世紀中期前后,在“向山要糧”“向水要糧”的狂熱與盲動中,人類大規模地“圍湖造田”,數百條大小圩堤將湖域“蠶食”,使鄱陽湖比原有天然狀態水面銳減約四分之一!這種掠奪性“開發”,對鄱陽湖造成極大損害,當然她也狠狠報復了我們人類。何以走這段彎路?從思想觀念上看,這是因為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文化上的“誤區”。最終所收獲的成果,便是勞民傷財和失敗的教訓;“教訓”當然也屬于文化范疇,只不過是“負面的文化”罷了。也可說,花了不該花的“學費”,買到了聰明,從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對“水文化”的認識。

    回顧上述,農業也罷,商業也罷,水利也罷,航運、養殖各業也罷,總括而言,它們可稱之為物化的、經濟的行為,它既是“水文化”產生的起因,反之“水文化”又貫穿著它的全過程,盡管這過程有時曲折。從此處著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的鄱陽湖”主要的、重彩的一面。

    說罷上述一個層面,讓我們換個角度,再從政治的、軍事的方位,去審視“文化的鄱陽湖”的另一面。

    鄱陽湖,以其“水”之功能,“水”所詮釋的哲理,啟迪、提升了人類政治、軍事斗爭的智慧與本領。千百年來,鄱陽湖遼闊的水域及其與長江相通的區位優勢,為歷史斗爭,風云際會提供了天然舞臺,使她成為政治家、軍事家們的“競技場”“角斗場”,演繹出精彩紛呈的歷史活話劇。

    “水可載舟,水可覆舟”以及“憑水為險”的特性,促使那些熱衷于稱霸爭雄的歷史人物得以在鄱陽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關于這點多個歷史時段都有表現,而三國時期則尤顯突出。在此,我們不妨先引用唐代詩人杜牧那首七絕《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詩是寫三國人與事,多與鄱陽湖有關聯。因為魏蜀吳三國爭雄,位于吳地的鄱陽湖成為主戰場之一。當年各方在此或養精蓄銳,或斗智斗勇,或刀光劍影廝殺,史跡紛繁,故事多多,簡直可汗牛充棟。諸如周瑜鄱陽湖習練水軍,蔣干過江盜書,諸葛亮草船借箭,黃蓋詐降火燒曹營戰船等,這一幕幕群雄爭斗都是以鄱陽湖為依托,并在其周邊進行的,湖邊廬山市至今尚存周瑜的點將臺。

    三國之后至元朝末年,鄱陽湖再次成為政治、軍事斗爭的主戰場,朱元璋與陳友諒兩支起義軍的“大戰鄱陽湖十八年”。為爭奪霸權,朱陳兩軍在湖區擺陣對壘,長期廝殺,留下諸多傳說與征戰遺跡:如南部湖區小島朱袍山,相傳為朱元璋戰敗丟棄戰袍處;鑼鼓山則為朱軍大戰擂鼓助威處;中部湖濱吳城的望夫亭,乃陳友諒之妻誤以為陳軍戰敗因絕望而投湖處;而康山附近的康郎山上的忠臣廟,是朱元璋立朝之后,為紀念與陳友諒大戰鄱陽湖而犧牲的十六位將士所建。及至清代,鄱陽湖亦曾為征戰之地,石達開所帥太平軍與曾國藩所帥清軍在湖濱多次激戰,湖口石鐘山上太平軍營壘至今尚在。

    另外,都昌縣城西北十七公里處的鄱陽湖東岸,還有座遠近聞名的“老爺廟”,與廬山市隔湖相望,位居通江水道咽喉。此廟始建于唐代,傳說朱元璋在此水域交戰中曾被巨黿所救,故后來朱將此廟敕封為“黿將軍廟”,后作“元將軍廟”,近代改稱“老爺廟”。廟后至今保留有朱元璋點將臺、插劍池和其所書“水面天心”題刻等遺跡。此處水流紊亂,風大浪急,歷來多有舟船傾覆,故稱鄱陽湖“魔鬼三角”,過往船只必停靠廟前,宰雞焚香祈求神靈保佑,此習俗沿襲至今。

    許許多多關于群雄爭斗的文字記載、口頭傳說及實實在在的戰爭遺跡,為平靜的鄱陽湖涂染上一層政治風云和血與火斗爭的色彩,增添了她歷史的復雜性、厚重感和文化的容量,也可說是擴展了鄱陽湖文化內涵的廣度與深度。

    與此同時,鄱陽湖,以其“水”之形態、氣質、內涵,催生和豐富了大自然的靈動、神韻和壯美,滋養、凈化、美化了人類的心靈與情感,激發了人類對自然美的向往、追求與歌吟的沖動,是古往今來文人騷客向往追逐的對象,是產生名詩佳篇的“巨大文苑”。

    鄱陽湖造就了田園詩人陶淵明。比陶淵明小二十歲的詩人謝靈運,也曾往訪鄱陽湖,寫有詩作《入彭蠡湖口》,其開頭云:“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道出了詩人對鄱陽湖的觀察與感受。“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更不同凡響。當年他在贛江與鄱陽湖結合部的南昌寫下《滕王閣序》,堪稱千古絕唱!晚唐詩人韋莊亦曾賦詩《泛鄱陽湖》,扼要地描述浩瀚鄱湖風光,詩曰:“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隔楚山微。紛紛雨外靈均過,瑟瑟云中帝子歸。迸鯉似梭投遠浪,小舟如葉傍斜暉……”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軾、蘇轍、黃庭堅等也都曾游覽鄱陽湖,特別是性情豪放的蘇軾,留下多篇詩文,他的七絕《過都昌》曰:“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此外,他的散文名篇《石鐘山記》,開篇即引《水經》之言:“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現在都昌南山有蘇軾之詩碑,石鐘山則有懷蘇亭與蘇之夜泊處。廬山市南湖中有一小石島,俗稱“落星墩”,陶淵明曾贊嘆此石島曰:“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王安石將此石形容為鄱陽湖贈予“萬里長江酒一杯”。位于鄱陽湖湖口主航道右側的鞋山,又名大孤山,她好似一只巨鞋浮于碧波之中,古有“蓬萊仙島”之稱。傳說為凌波仙子夜游鄱陽湖,因被景色陶醉而遺失的一只繡鞋。明代翰林學士解縉游此而作詩曰:“凌波仙子夜深游,遺得仙鞋水面浮。歲久不隨陵谷變,化作砥柱障中流。”清代詩人王漁洋亦曾將鞋山喻為妝梳的女子,賦詩贊曰:“官亭湖山好煙鬟,倭髻初成玉鏡閑。霧閣云窗不留客,蘋花香里過鞋山。”

    除詩文之外,戲曲等與鄱陽湖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眾所周之的傳統劇目《群英會》《龍鳳呈祥》等,將魏蜀吳三國的頂尖人物推至鄱陽湖區的大背景下,相互之間斗智斗勇、成敗互現,故事糾葛引人入勝,一直是人民群眾的“文化大餐”。

    各種創作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疊加,似滾雪球一般,不停豐厚鄱陽湖的“文化氣質”。

    這還不夠,我們應從整個自然界去觀察思考鄱陽湖,去考量她的地位、她的價值、她的“文化”,那便是鄱陽湖滋養了生物的多樣性,構建了大自然的和諧統一,產生與提升了“生態文化”。

    鄱陽湖巨大的水體、廣闊的水域、周邊片片濕地與草洲,為萬物提供了生存條件,構成多種生命的搖籃,尤其成為水生物資源寶庫和“水晶宮”以及鳥類之天堂。其中,水里浮游植物種類多、數量大、分布廣,共達154屬;浮游動物及魚類亦稱極富,僅魚類即達122種;湖區又是“鳥之王國”,在此越冬棲息的候鳥近150(?)種、數以千萬計。每逢秋末冬初,一批批候鳥自遙遠的北方遷徙而來,飛則遮天蔽日,落則遍布四野,氣韻恢弘,蔚為壯觀,故而,“鄱湖觀鳥”已成為一道聞名于世的大風景。

    鄱陽湖的水生維管束植物,更值得大書一筆。它是水生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區共有102種,分隸38科。從岸邊向湖心推進,隨水深變化呈不規則帶狀分布,大致分為四個植物帶:濕地植物帶、挺水植物帶、浮葉植物帶和沉水植物帶,分布高程7—13米,所占面積分別為519、225、637、1366平方公里。這個龐大群體,真可謂生機無限,異彩紛呈。

    至于那湖畔濕地草洲,綠浪起伏,無際無涯,放牧者偶現其間,頗有北國大草原之風貌,堪稱那“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壯美畫卷的另一版本。

    可以說,自水下到水上至天空,鄱陽湖實為“立體”的生命大家族,氣象萬千的生態大本營。而湖區這一切鮮活的生命,包括人類的棲息繁衍,都植根于“水”,發端于“水”。這種因“水”而生的包羅萬象的生命狀態、生存狀態,尤其它的“鮮活”與“美麗”時時在刺激著人類的感官,豐富著人類的情愫,啟迪著人類的思考與智慧,故而,必然性地逐漸孕育出一種年輕的文化——生態文化。特別是近些年來,生態文化越來越被重視、被拓展、被提升,這標志著人類向文明的一大進步。對鄱陽湖而言,這種生態文化的產生,是她對人類又一文化的重大貢獻。

    漸漸,一個以“水文化”為核心的“文化鄱陽湖”多方位地佇立起來。

    大自然的滄桑之變,人類的歷史更替,世事的不斷演進,共同造就了鄱陽湖,也造就了“文化的鄱陽湖”。保護發展鄱陽湖,保護發展“文化的鄱陽湖”任重而道遠!

    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實踐推動認識論有了質的飛躍,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人水和諧”讓我們懂得了該怎樣對待對待鄱陽湖,進而對鄱陽湖確定了“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總方針。于是,我們從諸如以往“圍湖造田”的誤區走出來,實行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為水讓路的治水方略,盡力恢復鄱陽湖原有水域。同時,禁止“酷漁濫捕”,建立自然保護區、候鳥保護區,并爭得鄱陽湖晉級為國際重要濕地,多管齊下保護和發展湖區生態。總而言之,各方瞄準了一個共同大目標:建立生態鄱陽湖!圍繞這個中心,歷經十數載艱苦奮斗,取得卓著成效,“平退”了400余條圩堤,還鄱陽湖以歷史真面目,現在豐水期湖面可達5000余平方公里,全國淡水湖之冠的豪邁雄姿再次呈現……能達到今天這一步,其中鄱陽湖文化是功不可沒的,它從多方面起到了啟示、教育、促進與激勵地作用,因而才有了這一認識上的歷史大跨越,才有了戰略上的大謀劃、大實施!

    當今之世,生態問題已成為全球性難題。從此著眼,浩瀚鄱陽湖不僅屬于江西,屬于中國,甚至也屬于世界。單就她的巨大水體而言,不僅直接關乎江西、也直接關乎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其重要性實在難以估量。故而,前些年中央領導要求要保護好鄱陽湖“一湖清水”,江西省作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重大決策。2014年7月,江西又列為首批全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省份,省委省政府相繼提出“生態立省,綠色崛起”,“打造江西生態文明建設樣板”,并大力推行之。

    黨的十八大,更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三中全會,將水資源管理、水環境保護、水生態修復等列入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西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他還提出,立足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注重系統治理。國家水利部遵照中央大政方針,也制訂出加強水生態文明建設的多項規劃與舉措。

    而貫徹執行這一系列重大決策,需要文化軟實力的支撐,同時也為文化建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舞臺。鑒于此,江西省將鄱陽湖的保護與發展,列為生態文明特別是水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從兩方面大力推進實施,逐步將鄱陽湖打造成“水資源寶庫”和“文化寶庫”。古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全省上下特別是湖區干部群眾,都非常明白:只有首先確保湖體不受侵害,完整健康,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為此,江西正擬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以“調枯不調洪”為理念,以水資源配置與水生態環境保護為目標,從根本上扭轉湖體“豐水一大片,枯水幾條線”的不協調狀態。再者,大力推進贛江、撫河尾閭等水系連通工程建設,以強化鄱陽湖的“主動脈”。科技工程方面,近年來江西相繼建立起鄱陽湖模型試驗研究基地、鄱陽湖水文生態監測研究基地和水土保持科研創新基地,搭建這三大科研平臺,探討保護、開發、治理鄱陽湖的科學規律,不斷提高其科技含量。同時,加強依法治水、依法管湖護湖,出臺《江西省湖泊管理條例》,建立河長制、湖長制,以及強化各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圍繞鄱陽湖文化這一主題,開展多項工作。比較突出的是,江西省以鄱陽湖為基地,主持召開了世界湖泊大會,從全球范圍吸納湖泊管護治理的科學經驗;還專門舉行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建設高峰論壇”,省內外一流專家、學者深入探討、建言獻策,為鄱陽湖文化系統工程的建設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擬定出具體措施,并正在逐步執行。而后又啟動《江西省水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編制工作,其中鄱陽湖生態文明建設為主要內容。再廣而觀之,就在從全社會的關注度參與度來看,近些年來鄱陽湖不再只是個“資源和經濟”的符號,而是逐步變作一個亮麗的“文化名片”,她的“文化”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重視并參與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例便是:江西社科院創辦發行了全國首家綜合性生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雜志《鄱陽湖學刊》,以新的廣度與深度探討和弘揚生態思想、生態文化,助推生態文明建設,凡此種種,各方努力,諸措并舉,當下的鄱陽湖在其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又登上一個文化的新起點,她正步入以生態文化建設為主導,帶動文化全面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階段。

    可以斷言:不久的將來,文化的鄱陽湖,將以她既傳統又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化寶庫”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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